每一种制度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些伟人影子的延伸。
——爱默生
美国历史上，华盛顿及其伙伴们属于为自己的母邦开创了诸多伟大先例和精神路标的人。在那块荒蛮的北美处女地上，他们不仅垦辟了宪政共和的绿洲，还神奇地缔结出一脉清澈的政见传统和榜样力量，犹如一团团“冠军”般的浓翳树伞，为后世撑起盛大的荫凉——二百年来，靠着这份殷实基业和先人目光的注视，这个移民国家的子嗣一直安稳地享受着新大陆的丰饶、自由与辽阔……
每一国家都有她群星璀璨、菁英齐瑰的魅人夜晚，尤其在发生大的社会振荡和思想激变之时。北美独立战争前后正是这样一个经典性的辉煌时段：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福兰克林、托马斯·潘恩、帕特里克·亨利、约翰·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常识》、《独立宣言》、《论自由与必然》、《不自由，毋宁死》、《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宣言》……这些纪念碑式的天才与著作，其密度之高、才华之盛、能量之巨、品德之优，皆可谓空前绝后。短短几十年，他们为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所积蓄的精神资源、所创下的光荣与骄傲，比后续的几代人垒起来还要多，还要令人惊叹和钦慕。他们不遗余力、倾尽全部的心血和“脑黄金”——以最干净和节约的手法，一下子为母邦解决了那么多难题，替未来者省去了那么多麻烦和隐患，更实现了那么多令欧洲难以企及的梦想——关于军队、国家和元首的关系，政教分离，军政独立；关于联邦与共和、普选代议、三权制衡的宪政原理；关于言论出版自由、宗教自由政策和现代大学教育……其制订的1789年宪法和《权利法案》，披沥二百多年风雨被原封不动地延伸至今。其建国水平所表现出的才智、胆魄、美德——远远超越了造物主所赋予那个时代的国家素质的“平均值”。
世界经验已反复证明，最初创业者的一举一动于该国的体制定位及命脉走向是影响至深的。就像锯齿在圆木上咬开的第一道裂隙、手术刀在体肤上划出的第一丝刃口，它涉关整场事业的功败垂成。
在这点上，北美人是幸运的。他们等来的是华盛顿而非拿破仑，是富兰克林而非俾斯麦，是杰斐逊而非罗伯斯庇尔或戈培尔……仿佛一夜间抓到了一副世界上最漂亮最璀璨的人物扑克牌，这批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优秀中年人，其额头和眸子都闪烁着同样的光色和寓意——同样的精神豪迈、心理健正，同样的英勇与纯洁，无论军中还是议会，无论危急时刻还是成就之日，你都难觅小人踪迹。他们是焦灼的战士，而非暴虐的武夫；乃平民出身的领袖，而非歇斯底里的野心家。他们像晶莹的蝌蚪，来自四面八方，又不约而同朝着同一光点挺进：独立、平等、自由……
这群清高而儒雅的北美人真是太自尊太富有诗意了。那种不费周折就迅速叠成的共识，那种群而不党、党而不私的理想友谊，那种面对胜利后的权力果实坐怀不乱的从容与定力——真是一点不像后来的欧亚同行们：你看不出狗苟蝇营的蠢蠢欲动；听不见密谋者的窃窃私语；感受不到妒嫉者的血脉贲张和磨刀霍霍；亦没有异邦常见的宫闱政变与鸿门宴式的权力搏杀；更无所谓“狡兔灭，走狗烹”的祭坛血灾……这群高智商的大号儿童，成熟而富于幻想，理性又热情澎湃，勇猛且不失教养，喜欢考试却拒绝作弊，他们要通过构绘一幅叫“美利坚”的地图，以检验自己的能力、智识与品德。
在这场浩大的理想建国工程中，着实发生了几件令人感动且影响深远的事。
一个新生国家的雏型往往最早反映在国父们的信仰执念中。按一般的民族解放惯例，开国元首应由斗争中最具负责精神、表现最英勇、贡献最卓巨的人来担司，唯最高威望者才天然匹配这种象征“统一”的精神覆盖力和道德凝聚性——也就是说，须寻一位震得住天下的人以坐镇天下。
其时的北美，此人无疑即乔治·华盛顿了。这位叱咤马背的将军，该如何面对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和民众拥戴呢？历史学者有个说法：华盛顿是打下了一场美国革命，而杰斐逊则思考了一场美国革命（后者乃《独立宣言》起草人和一切重大决策的构思者之一）。按通常的游戏规则，将军和他的参谋长很自然地一前一后登上御座即可，甚至干脆玩点野的——像刘邦、赵匡胤们那样：由一个干掉另一个（或一群）算了。谙悉历史的人都清楚，革命得手后最棘手的莫过于权力的重组与分配了，常闪现出比革命本身更凶舛更血雨纷飞的险情。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革命残剩的激情此际少有例外地向着阴暗、贪婪、狭私的方向喷泄，共患难又岂能同富贵？你不这样想不等于人家不这样想——不等于不疑心人家这样想。树欲静而风不止，谁都清楚，值此乌云压城之际，谁掌控了军队即等于把国家抄进了自个儿袖筒，克伦威尔、拿破仑、袁世凯、斯大林、苏哈托、波尔布特……无不把军队视为家产。在其眼里，逻辑很简单：个人即政府——政府即军政府——军政府即国家。失掉了枪杆子即失掉了命根子，犹如虎嘴里被掏走了犬齿，大象被锯掉了象牙——按丛林法则，那真是一天也活不成。在政客心目中，政坛无异于莽野，让食肉动物放弃牙爪形同自杀。
奇怪的是，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功勋部落里，你竟找不到一点儿和这想法有染的蛛丝马迹（你为自己的经验羞愧了）。他们似乎天生就不会这么想，压根就没有这厚黑基因，既没人策划所谓斩草，亦无人酝酿什么除根。胜利的喜悦坦裸在每张脸上，一起传递、一起分享，谁也不想比别人据有更多。在这里，欧亚的许多惯术，千百年来岿然不动的那些黄历仿佛失灵了。
此时的华盛顿心里想什么？
他在思考眼下这支军队和政府的关系。
1776年，《独立宣言》一诞生，大陆会议就把军权正式授予了华盛顿。可当时这个纸上的国家并无一兵一卒，华盛顿临危受命，历尽艰辛，从无到有缔造了一支属于“美国”的子弟兵。8年浴血，终将殖民者赶下了大海，使“美国”真正成为一块名符其实的地理。现在，建国者遇到了最棘手的难题：这些战功赫赫、九死一生的将士该怎样安置？何去何从？……正义的召唤使他们将身上的布衣竞相换成了军服，可胜利后的美国当务之急是家园建设而非斗争搏杀，无须维持如此庞大的武备……怎么办？如何使军队转化为一支有益于和平与稳定——而不沾带内政色彩的安全力量？欧亚的例子早已证明：由残酷斗争启动并急速旋转起来的澎湃激情，若战后得不到合理的终止，得不到妥善的转移与稀释，那将极为可怕——随时都有被野心家、独裁者或宗派集团挟持之险。如何定义军队性质和在国家体系中的职能，这是能否避免恶性政治与专制悲剧的最大环节。
于其时的美国而言，真正实施这个理念并不轻松，仍有很长的崎岖。在此问题上，有一个人的态度举足轻重：尊敬的乔治·华盛顿。这位披坚执锐的美利坚军队之父，与军方的关系最胶固最瓷实，彼此的感情和信任也最深。按一般理解，双方的利益维系无疑也最紧，算得上“唇齿”“皮毛”的共栖关系。国家静静地期待着他的抉择，代表们焦灼的目光也一齐投向将军……
华盛顿显得异常平静，他说：他们该回家了。
这样说的时候，将军一点也没犹豫，但其内心却涨满了刀割般的痛苦和愧疚，要知道，这支刚刚挽救了国家的队伍，尚未得到应有的荣誉和融合犒劳，此时的美国财政一片空白，连军饷都发不出，更不用说安置费退役金了，尤其伤残病员，亦得不到任何抚恤……
如今，却要让他们回家——多么残酷和难以启齿的命令啊。
华盛顿做到了。他能做的，就是以个人在8年浴血中积攒起来的全部威望和信誉，去申请部下的一份谅解。那一天，他步履沉重地迈下礼台，走向排列整齐的方阵，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去实现最后一个军事目标：解散军队！他的目光仔细掠过一排排熟悉的脸，掠过那些随己冲锋陷阵的伤痕躯体，替之整整衣领，掸掸尘土，终于艰难地说：“国家希望你们能回家去……国家没有恶意，但国家没有钱……你们曾是英勇的战士，从今开始，你们要学做一名好公民……你们将永远是国家的榜样……”将军哽咽了，他不再以命令，而是以目光的方式在恳求什么。寂静中，士兵们垂下头，默默流泪。当他们最后一次，以军人的姿势齐唰唰向后转的时候，将军再也忍不住了，他热泪盈眶，赶上去紧紧拥抱部下……没有这些人，就没有“美国”，但为了“美国”，他们必须无言地离去。
一个理念就这样安静地兑现了。从构思到决定，从颁布到履行，自始至终没有吵闹，没有牢骚，更没有什么动乱和内讧。正直的第一代美国大兵们，就这样循着他们尊敬的统帅指定的行军路线，两手空空，一瘸一拐地回家去了。惟一带走的，是将军的祝福。
不愧为世界裁军史上的奇迹。惟华盛顿们才做得到，才想得出，才行得通。
华盛顿也要离开了。他要和部下们一样，开始“学做一个好公民”。
他先把军中行装打成包裹，托人送回故乡费侬山庄，然后去找好友杰弗逊，他们要商量一件大事：战事既已结束，将军理应将战时授予自己的权力归还国家。在华盛顿们看来，此乃再正常不过的道理了，且刻不容缓，应尽快履行。
这种主动弃权的事自古有之，摊在华盛顿身上就更不足怪了，连亲兵都可遣散，拱让军权又算得了什么。奇怪的是，这紧要关头竟无人赶来挡驾，竟无臣子们的联名奏本——苦苦哀求明主“以天下社稷为重，万不可弃民而去”云云（不少屡屡心软的大人物不就被“民意”劝回去了吗？）。美国毕竟辽阔，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欲成人美事的忠臣自然也有过，只惜华盛顿耳根子硬，死活听不进去。
近来翻阅一套书，“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美国卷的题目是《我有一个梦想》。蓦然发现“梦想”中竟藏有华盛顿本人的书简一封：“致尼古拉上校书—— 1782年5月22日寄自新堡”。此信缘于一位保守的老绅士尼古拉上校。独立战争激酣之际，他曾暗地里上书华盛顿，对之从头到脚大大捧颂一番后，再小心翼翼献上一记金点子：望取消共和恢复帝制，由将军本人担任新君……
这是个于“国家安全”业已构成威胁的信号，一个腐朽透顶的馊主意——堪称精神犯罪。但此劣迹却在人类史上屡见不鲜，在热衷威权的主子们眼里，倒也不失大功一件：狭义来讲，反映了提案人的忠诚；广义上看，亦可谓一项“民意调查”收获，让主人触到了一份妙不可言的前景，不妨“心中有数”……
谁知，这盘蜜饯竟使华盛顿心情沉重，羞愧不已。如同一位突然被学生贿赂的老师，他感到自责、痛苦，陷入揪心的扪问：我何以使人恶生这样的念头？我究竟曾做错了什么，以至给人落下如此印象？
在这封“尼古拉上校大鉴”的信中，他忧心忡忡疾问道——
“您所说的军队里有的那种思想，使我痛苦异常，自作战以来，没有一件事令我这样受创。我不得不表示深恶痛绝，视为大逆不道。目前我尚能暂守秘密，若再有妄论，定予揭发。我过去所为，究竟何事使人误解至此，以为我会做出对国家祸害最烈之事，诚百思不得其解，如我尚有自知之明，对于您之建议，谁也没我这样感到厌恶……若您仍以国家为念，为自己、为后代，或仍以尊敬我，则务请排除这一谬念，勿再任其流传。”
显然，华盛顿把这位从后门爬进来的尼古拉当成了一顶屎盆子，厌其臭、恨其秽、怒其不争，捂鼻踹脚，又从后门给踢了出去。有这样一段插曲在先，我们即不难理解将军后来的种种表现了。同时也极大震慑了其它欲效颦的尼古拉们。
此时距独立战争结束尚有两年。
在今天的美利坚国会大厦里，有一幅巨制油画，讲述的是二百年前华盛顿正式向国会归还军权的情景——
在一间临时租借的礼堂里（当时国会尚无正式办公场所），历史功臣和会议代表们济济一堂，屏息以待那个重要历史时刻的到来。会场气氛肃穆庄严，大家已提前被那将要发生的一幕感动了：他们知道，再过几分钟，在这场卸职仪式上，自己竟要接受国父的鞠躬礼——而作为受众的他们，只须让手指轻触一下帽檐即可以了。这真有点让人受不了，但必须如此，因为此非日常生活的普通礼节，而是作为一个理念象征，它从此将规定一种崭新的国家意志和政体秩序：将军只是武装力量的代表，而议员却是最高权力的代表，无论如何，军队都只能向“国家”表示尊敬和服从。
华盛顿出场了。寂静中，其身躯徐徐降落之幅度超出了想象，代表们无不隐隐动容，谁都明白，这是将军正竭尽全力——用身体语言——对这个新诞生的政体作最彻底和最清晰的阐释。感怀之余，有人竟忘了去触帽。
将军发言极简：“现在，我已完成了战争所赋予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尊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由久……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所有的公职。”
他从前的下属，现任议长答道——
“您在这块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您将带着全体同胞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您的道德力量并没随您的军职一起消失，它将永远激励子孙后代！”
据史记载，当时所有的眼眶都流下了热泪。
个人、权力、军队、政府、国家……政治金字塔周围这些萦绕不清的魍魉蛛网，就这样被华盛顿们以一系列大胆而优美的新思维杠杆给予了澄清和定位。它们的性质与职能，被一一定格在严厉的法律位置上，不得混淆或僭越。将军朝向议员们的鞠躬是为了让后人永远牢记一条常识：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和人民，武器的纯洁性在于它只能用来保卫国家和公民幸福；军队从来就不是个人或集团财产，作为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它只能献身国防而不可施于内政；领袖本人须首先是合格公民，须随时听从国家召唤，其权力亦将随着阶段任务的完成而及时终止……
这是第一代美国人为后世贡献的最杰出的理念之一。犹如慈爱的父母在孩子胳膊上提早种下的一粒“痘”，正是凭借这份深情的疫苗，此后的美国政治才在肌体上灵巧地避开了军事独裁的凶险，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社会的稳定、自由与和平。
华盛顿鞠躬的油画悬挂了二百年，“国家绝不允许用武力来管理”这个朴素理念，也在美国公众心里扎根了二百年。两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的政治秩序一直温和稳定、未有大的集团动乱和恶性斗争——和该理念的始终在场有关，和华盛顿们最初对军队的定位有关。1974年6月，颇有作为的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倒了霉，当最高法院的传票下达时，白宫幕僚长黑格曾冒失地提议：能否调第82空降师保卫白宫？国务卿基辛格轻轻一句话即令这位武夫羞愧难当，他说：“坐在刺刀团团围住的白宫里，是做不成美利坚总统的。”
那幅画不是白挂的，它绝非装饰，而是一节历史公开课，一盏红灯闪烁的警示屏。它镌铭着第一代建国者以严厉目光刻下的纪律。尼克松难道会自以为比华盛顿更伟大、更享有军中威望吗？谁敢把乔治当年交出的权力再劫回来？
保卫白宫和保卫每座民宅的都只能是警察，而永远轮不到军队。美国宪法明示：任何政党、集团不得对军队发号施令，动用军事力量干预国内事务是非法的。军队只能是“国防军”，而不会沦为所谓的“党卫军”“御林军”“冲锋队”或“锦衣卫”。尼克松最终向这一理念耷下了高傲的头颅，他宣布辞职的刹那，脑海里会不会蓦闪出华盛顿那意味深长的微笑？
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僵滞的权力也绝对僵滞一个社会的前行。权力者爱护这个国家最好的方式便是在适当之时交出权力。凭这种清洁的信仰和人文美德，华盛顿和伙伴们终于齐力将“美利坚” ——这艘刚下水的世纪旗舰推出了殖民港湾，并小心绕过浅滩和暗礁，引向燃烧着飓风与海啸的深水，引向自由、干净与辽阔……
仪式一完，华盛顿真就回家了。像一个凯旋的大兵，两手空空，轻松地吹着口哨，沿波托玛克河，回到阔别多年的农庄。那儿有一幢简楼、家人和几条可爱的狗等着他。5年后，当美利坚急需一位总统的吁求正式下达，他的休养计划被中止。但连任两届后，他坚决辞去了公职，理由很简单：我老了，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他当然明白，假如自个乐意，即使再耽搁几年，是不会有人喊“下课”的。但那样一来，即等于背叛了自己的信仰，等于不尊重国家和选民对自己的尊重……离职后不久，他在故乡平静地去世。
布衣——将军——布衣——总统——布衣。此即华盛顿平凡而伟大的生涯故事。8年军旅，置生死度外；8年总统，值国家最艰困之时，实无福禄可享……每一次都是临危受命，挽狂澜于即倾；每一次都是听从国家召唤，履践一个公民的纯洁义务。
那提议用“华盛顿”来为首都命名的人真是太智慧了。
史上大人物的名字比比皆是，可真正禁得住光阴测试和道义检验的却廖廖。有的凭权势或时运，固可煊赫一朝，但验明正身后很快即暗淡无光，甚至被弃汰如粪，沦为恶名。而“华盛顿”不，作为生命个体，他的清白、诚实及所有伟岸特征皆完整保持到了生命终点。作为一个响亮的精神名词，其理想内涵不会因光阴的淘洗而褪色变质，相反，却历久弥新，来自后世的敬重与感激——随着历史经验的积累和世界坐标的参照——而愈发强烈、挚深……
（2000年）
(十年旧文，收入《精神明亮的人》，王开岭著，书海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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